我几次要求要进要出关外，自己去寻找玉儿。但是赵旅长都不准，原因我也知道，我在关外现在是赫赫有名。连三岁小童都知道我手刃了日军的参谋田畑。而且我参加了沈阳保卫战、长城抗战、江桥抗战。而且我还在日军的细菌病毒实验室里待过，是少数几个侥幸掏出来的人中的一个。估计在底下上早排上号了，如果我这时候出关外，就相当于羊入虎口。

又过了几个月，我已经对玉儿活着不抱太大希望了，但心里还是隐隐幻想着有一天，我推开家门，玉儿在那里甜甜的笑着，等我回家。

没过多久，形势更加严峻了。在天津日租界发生了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的“河北事件”。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向国民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调兵遣将。当时天津是hEb省会，驻津日军连日在hEb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按协议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撤退；取消hEb省内的国民党部；撤换hEb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hEb省内的一切反日活动。《何梅协定》的签订，日本帝国主义实际取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

几日之后，四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即令释放。借此机会，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国民党军队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请注意，在此日本人用的是移民这个词。一般来说，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才叫移民。也就是说，日本人已经认为察哈尔省是日本人的地盘了。至此，中国在hEb省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丧失。